这些问题由相对亚洲的竞争力降低引起,但被过去10年的信贷扩张掩藏。由于欧洲必须直接与印度和中国竞争,欧洲的经济地位将无法回到从前。信贷扩张是一种麻醉剂,减低了竞争力下降的痛苦。现在,麻醉剂突然撤去,痛苦显得真实。但疼痛有刺激作用,如果没有（疼痛）,问题将变得更糟糕。

　欧洲国家必须向教育和基础设施转移资源,削减工资和服务成本,重建竞争力,并远离各种各样的消费,包括政府消费。

　　欧盟必须采取必要的机制预防希腊式的危机复发,这种机制,本应在欧洲货币联盟创立时建立。欧盟应该坚持希腊的养老金和税收问题在它加入欧元区之前解决,正是这些问题造成了危机。这就涉及更大的欧盟干涉问题,当时希腊可能只将其视为国家内部问题。但是,如果照现在的情况看来,欧元区成员国不允许债务违约,以及以邻国的信用作背书。那么就别无选择,必须进行干涉。

　　这种欧盟参与国内经济政策制定的模式,在一个国家加入欧元区之后,仍有必要继续。虽然希腊进入欧元区之前就有问题,但西班牙和爱尔兰是加入欧元区后引发了这些问题。

　　欧盟需要能够监督欧元区成员国信贷扩张的数量和方向,以确保它不会造成难以维持的私人信贷,并最终对政府信用造成危险。

　　欧盟还必须能够监督欧元区不同国家相对竞争力的发展。如果一个国家由于成本上升速度比邻国更快,正在失去竞争力,它就会失去生意,那意味着政府收入下降。这最终会导致政府偿付能力的问题。单个欧元区国家竞争力减弱,其实是所有欧元区国家的问题。

　　对德国和其他坚持希腊必须采取长期紧缩计划的国家来说,这也公平合理。的确这些措施将会让希腊的经济在短期内萧条,但无论怎样都是迟早要发生的,而且越早发生,希腊就将越快恢复正常。那些要求希腊接受这些措施的国家应该认识到,遵守欧元区共同的经济政策的义务,也适用于他们。由于有共同利益,所有欧盟国家都有义务在欧盟条约之下制定经济政策。德国和法国有义务向欧盟其他国家开放交易量和服务市场,给其他欧元区国家贸易的机会,解决其困难。

　　由于更有竞争力的汇率,德国也受益于欧元区。假如德国还是使用马克,并有大量贸易盈余和目前的高储蓄率,马克会对所有欧洲其它货币大幅上升,德国的出口会变得太昂贵。身处欧元区也促进了德国的储蓄。多数储蓄投资于希腊的债券,部分因为希腊使用欧元,没有汇率兑换风险。因此,希腊既不能违约也不能离开欧元区,这符合德国的利益。

　　其他国家也受益于身处欧元区带来的出口增加,因为欧元区提供了更大的国内市场,出口商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费用,不必支付汇率兑换费用。

　　因此,对希腊的援助不应该被描绘成某种形式的施舍,而作为一种切合自身利益的贷款延期。

　　但它够了吗？如果不够,并且如果希腊或其他欧元区国家还需要更多的贷款,其余的欧元区国家会第二次或第三次伸出手来吗？

　　现在已经有一个落实的机制了。它将通过欧盟层次强有力的协调,确保所有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运行正常,并共同积极解决深层次的结构问题。推进当前计划的困难之一是,对选民来说,借钱给希腊意味着欧盟现行机制的失败,无法确保每个国家的经济正常运行。

　　赋予欧盟更多的权力难以轻易通过。德国宪法法院已经提出质疑,欧洲议会的选举是否拥有充分的民主授权,允许更多欧洲级别的政策制定。

　　如果德国法院在此坚持,并不被欧洲法院驳回,如果欧盟需要更多权力,那么需要更多欧盟级别的民主政治。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,欧元区人民直接在欧盟国家总统中选一位处理经济事务。这一进程应该满足德国宪法法院的民主要求,它将创建一个欧洲范围内的选举。

　　欧洲有单一货币,不太可能改变。被当前危机加强的纪律,可能有助增加政府在应付短期财务问题的同时,处理长期问题的勇气和空间。这两者相互促进。例如,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同时在短期和长期节省资金。而且在危机中更容易通过原本不受欢迎的决定。

　　目前的危机可能变成一个机会,让欧洲的经济稳步发展。（本文编译自爱尔兰时报5月11日发表文章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