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著名文学家司汤达生前属于无名之辈，人们从来未曾将他列入法国作家名单中。1830年，不朽的《红与黑》问世，当时著名的文学界评论家圣伯夫认为它不值一提。司汤达吧作家研究恋爱心理学的杰作《爱情论》自嘲为“天书”，因为出版后几乎无人问津。一家杂志以刻薄的口吻嘲笑道：司汤达先生不是一个傻子，然而他写了几部傻书。
　　当时，唯一赏识司汤达的是巴尔扎克，巴尔扎克曾给他应得的正确评价，并对这个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的作家表示深深敬意。巴尔扎克在《巴黎评论》发表文章，认为《巴马修道院》是一部“有思想的杰作”，“这部作品，只能够由一个正当盛年和才能成熟到50岁的人来构思、来写作。”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：“我已经在《宪政报》里读到《巴马修道院》的节录，这使我犯了一次罪。因为我居然产生了妒忌之心。真的，当我读到那一段关于战争的生动而卓越的描写时，实在受到一种妒忌心的袭击。这正是我曾经梦想在我作家的军事生活场景中所要的，而且是我所遇到的最难的一笔。我沉醉，我困恼，我迷惑，甚至被这一段描写引到了绝路上去。”
　　当司汤达读到巴尔扎克的文章时，激动得流下眼泪，他给巴尔扎克写信道：“先生，昨天晚上我大为惊讶。我想任何人都没有让他的作品这样被人在杂志里讨论过，而且是由这个问题的最高权威来给讨论的。您怜悯了一个被人遗弃在街头的孤儿。”
　　但是，巴尔扎克对司汤达的评价未能引起社会任何反响，也不能改变它默默无闻的命运。然而，司汤达却把巴尔扎克认作了自己唯一的知音，至死铭刻在心。可以说，巴尔扎克是司汤达的知音，我国的《吕氏春秋?本味》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：伯牙鼓琴，钟子期听之。方鼓琴而志在太山，钟子期曰：善哉乎鼓琴，巍巍乎若太山。少顷之间，而志在流水，钟子期又曰：善哉乎鼓琴，汤汤乎若流水。钟子期死，伯牙破琴绝弦，终身不复鼓琴，以为世无知音者了。
　　另一个故事是管夷吾和鲍叔牙两人间的深厚交情，世称管鲍善交，管夷吾曾有过慨叹：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也！”
　　还有一个故事，是庄子在他的挚友惠施死后，慨叹“自夫子死后，我无以为质也”，意思是说失去和我思辩的知音。为什么巴尔扎克会成为司汤达的唯一的知己，就是因为它懂得司汤达，并认为它所写的东西是自己写不出来的，所以他们会是知己，别人不以为然并不重要。孟浩然在《留别王》里说“当路谁相假，知音州所稀。只应守寂寞，还掩故园扉。”不朋友的离别，以及像司汤达在世的时候都没有获得社会的认可，可谓慨叹知音稀有。
　　人生于世，不能没有朋友，更不能缺乏知心朋友。没有知音抑或失却知音，往往使人产生难言之痛。
　　对于文学家来说，更是如此，太多的文学家在世时没有获得社会的认可，如果有少数的知己一直在挺他，他一定会感到温暖。所以，司汤达才会将巴尔扎克当做唯一的知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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